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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，但他们所写的词，却各有自己不同之风格，尤其是在经历贬谪之后，也各有自己不同的反应，这缘于他们性格的不相同。
如苏轼是一种超旷之襟怀；秦观则是一种敏感之心性；欧阳修就是一种遣玩之意兴。
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被贬到惠州以后，曾写有一首《浣溪沙》：
前有小序云：“绍圣元年十月二十日，与程乡令侯晋叔，归善簿谭汲，同游大云寺。野饮松下，设松黄汤，作此阙。”
“罗袜空飞洛浦尘。锦袍不见谪仙人。携壶藉草亦天真。玉粉轻黄千岁药，雪花浮动万家春。醉归江路野梅新。”
以贬地而言，苏轼所在的惠州比秦观被贬之地处州更为荒远；以年龄而言，苏轼比秦观年长有十三岁之多。当秦观于绍圣二年写这首《千秋岁》时，他其实只不过四十七岁而已，却发出了“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”的悲慨。在惠州六十岁的苏轼还能表现出“携壶藉草亦天真”和“醉归江路野梅新”的潇洒。
《独醒杂志》载云：“少游作《千秋岁》词，毅甫(孔平仲)览至“镜里朱颜改”之句，遽惊曰：‘少游盛年，何为言语悲怆如此。’遂赓其韵以解之。”曾季貍《艇斋诗话》曾载云：“方少游作此词时，传至余家丞相(按指曾布)。丞相曰：‘秦七必不久于世，其有“愁如海”而可存乎？已而，果下世。”
因此，词虽小道，然而透过这些词作，显示出作者心性之中最微深的本质上的差别。
第四，《千秋岁》标志着秦观词作风格的转变。秦观的性格虽然多情易感，但他早期的风格大都是以轻柔婉约为主，并没有过于激厉之辞，如我曾专文撰写赏析的《浣溪沙·漠漠轻寒上晓楼》。《千秋岁》的下片“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”却表现出一种绝望的悲哀。
元祐时期是秦观政治生涯的高峰，但受党争影响，仕途几度波折，心态随之起伏不定。其酬唱诗、赠答诗风格沉郁凝重，而写景、抒怀诗多流丽淡泊。绍圣元年，宋哲宗亲政后，其词风由清新妩丽向凄厉幽沉转变。
秦观被贬到处州以后，有段时间想要借学佛以自遣。如《处州水南庵》七绝二首。
其一
“竹柏萧森溪水南，道人为作小圆庵。市区收罢鱼豚税，来与弥陀共一龛。”
其二
“此身分付一蒲团，静对萧萧玉数竿。偶为老僧煎茗粥，自携修绠汲清宽。”
一个人在遭受重大挫折打击之后，总要寻一个自我慰解之方。秦观以佛学自遣，可以想见。谁承想，被小人以“谒告写佛书”罗织罪名，在削去他所有官职的同时，将他贬到更远的郴州。这一次的贬削无疑对秦观造成了更深重的一次打击。
所谓“谒告”，本是宋代对于因事或因病“告假”的一个别称。一个人在因病请假的日子，写写佛经有何罪可言？而竟被小人构陷，落到迁贬削职的下场，其内心绝望悲苦，屈抑之情何等深厚。
秦观在被贬到郴州的第二年春天，写的一首《踏莎行》可看出风格转变的比之《千秋岁·水边沙外》更加凄惨哀厉。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”此三处景物并非实有，而是诗人心中悲苦深极的幻景。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中的独居客馆的人耳中听见的杜鹃不如归去的哀啼，与眼中看见的斜阳西下的暮色渐深的情景，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物。
“桃源望断无寻处”中的“桃源”，让人联想到的是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所描述的乐土，而“望断无寻处”则是这一桃源乐土根本不存在于人间。
下片中的“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砌成此恨无重数”则是写远滴之恨。据秦观年谱，在他写了这首词的第二年，便又自郴州贬到横州，又次年，又被贬到雷州。秦观在迁贬以来，并无家人伴随，其冤谪飘零之苦，思乡感旧之悲，非常深重。最后两句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借景物对宇宙提出了一个无理的问天之语，大有《楚辞·天问》之意。据《笤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引《冷斋夜话》谓少游写此词，东坡读之，“绝爱其尾两句，自书于扇，曰：‘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’”
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。在他之前，晏殊、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，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，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，苏东坡词的豪宕不羁又非“本色”、“当行”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。秦观的出现，则成为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。他出身于下层，在官场上受到沉重打击，屡遭流贬之苦，这几乎是封建社会众多下层文士悲剧命运的缩影。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，传递出广大文士共同的悲哀，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。